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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三书 因为虹口我们才爱了上海也因此才爱了生活

发布日期:2022-05-17 21:35   来源:未知   阅读:

  影视作品印象中的“上海滩”,多是外滩或法租界,霓虹灯或是梧桐树的景象;历史上的上海则要复杂的多。更重要的是,被视作“上海”的城市中心点位,自上海开埠后,其实一直是移动的;因为城市开拓、经济发展以及战争等多重因素,“上海”市中心从沿江沿河转入内陆,从沪北移动到沪西,都是各种时代因缘共同引导的。作为苏州河以北的虹口一带,在上海开埠之后长期是上海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早期上海市中心。不过在经历战争尤其是两次淞沪抗战后衰落,逐渐被人遗忘。重新探寻虹口的城市历史,即是对上海开埠早期城市发展的考古,在仅存的建筑遗迹、道路、空间中,探寻曾经上海的城市原点。

  虹口区档案局推出的“虹口三书”(即由李天纲、王启元主编的《虹口源》、《虹口港》及《乍浦路》),处处侧重了已然“不在”的虹口风物建筑,是以“无”还“有”,以“残痕”缝补“旧样”,以“遗留的瓦片”重砌上海现代生活图式之开端,走回当代之前的城市现场。“三书”虽然为虹口作传,实际上是在提醒读者,我们当下所“念兹在兹”的近代上海图景,若是少了虹口一角,则是一份不完整的表述。

  上海的故事向来迷人,又不好讲。金宇澄的一部《繁花》,处处落脚在一句“不响”,却又无声胜有声,回响于了别处。

  若是读者细心,不难发现在“虹口三书”的书腰上有两行字眼:一是“爱上北外滩·关于虹口的记忆”,二是“记忆北外滩的历史由来和文化特征”。“虹口”一词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并非陌生。但是“北外滩”在哪里,该词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其与虹口甚至说与上海的关系是如何?这种再命名的背后又有什么诉求?

  而“北外滩”则是一个新名词,大约出现于2000年前后。根据李天纲的序言,上海南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改造十六铺码头,遂提出了“南外滩”的概念,于是虹口区也得了一个“北外滩”的说法。书中所谓的“北外滩”指涉的是上海开埠后,现代市政最早萌芽发育的老市区:从地理尺度上囊括了“大连路以西,吴淞路以东,杨树浦路、长阳路一带的沿江区域”;从时间维度来看,此块区域曾隶属美租界,其开发进程比静安寺、卢家湾等离岸地区更早一些,仅次于南市与黄浦。

  外滩”(Bund)是上海的金字招牌,早在19世纪中下叶,已是中国沿海通江的前沿地带,到了21世纪更是成为了“再全球化”的重要符号。之所以要将“虹口”重新命名为“北外滩”,或者说以“北外滩”重新来指认“虹口”,无非是想告诉读者,与黄浦一起从江岸发轫的虹口,不仅是上海最早发达的区域,也是上海现代之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世界主义的色彩(例如,一度成为粤籍和日籍移民的聚集地)和历史文化价值(例如,亦是上海地区最早放映电影的地方)是不容小觑的,更是值得进一步保护和纪念的。

  遗憾的是,当下人们对于现代上海的认知,往往只见黄浦江,不见虹口水,只知道外滩,却不识虹口,这便造成了“黄浦外滩是上海,但虹口却只是虹口”的尴尬且断裂的认知。诚然,外滩是代称上海的一个面向,但是虹口也是上海,更应该是被认作近代开埠以来,重要源点的上海的一个表述:无论是鸦片战争、白银外流亦或者是犹太难民的聚集还是日本“出云”战舰的长期盘桓……虹口始终站在世界角力的中心位置。“讲近代上海文化,东区比西区更早,也更重要……如果说‘海派文化’是上海的市民文化,那么虹口(北外滩)地区才是真正的发源地。”这样看来,以“北外滩”之名为虹口作历史溯源的纪念,本质上是在给上海早期的现代都市史,刻画一个更为细致的起点标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亦可以说,虹口指向了具体地理意义上“北外滩”的实在,而“北外滩”则为上海塑造了一个精神意义上的“现代之端”,两者相互指涉,互为建构。在序言的末尾,编者无不感慨地提醒着读者,北外滩与杨浦滨江一样,是“上海保存‘以港兴市’历史,叙述19世纪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的最佳场所。”以“北外滩”之名来重新发现、书写和记忆虹口的逝去风物和建筑,作为“现代上海”的一词所指弥补了沪北空间的现代性文明风景。

  虹口三书虽小,但别有洞天,编者的玲珑之心早在三书的标题中暗传深意。《虹口源》是从“元历史(meta-history)”的层面上为消失不再的虹口建筑与历史风貌建构一个当下的源头,既暗喻了虹口作为近代中国城市与摩登上海的线性时间原点(the start),也是指明了虹口作为上海文化与都市发展的精神文明源头(the original)。《虹口港》以“以水兴市”的城市“成长”模式为视点来窥视“制造”(making)虹口的生态脉络。而《乍浦路》则是从方法论上来抒发了编者的“微观之眼”与“宏观之志”,以一条“并不起眼”的乍浦路来提喻(synecdoche)虹口,实际上也是借来虹口来提喻上海,进而勾勒了旧建筑的残骸和虹口的风物空间如何内嵌于一个流动的、全球化的资本、权力与文化对话之中。

  作为“三书”的“心眼”,《虹口源》一书以十九世纪中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所建的美国圣公会救主堂(Church of Our Saviour)为起源的锚点(即位于“文监师路”与“百老汇路”的路口),向东西北三个方向延伸,重新确立了虹口/沪北空间在上海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版图,赋予了其“原生性”(generative)的地位。王启元的《“虹口源”之成立:近代中国城市化中的北外滩》一文首先提出了“城市考古”(urban archaeology)的概念,正如“传统再造”(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般地为虹口锻造了一个“城市前史”和“上海起源”的可能,应成为理解该书系列的编者之初衷与深意。

  从称呼来看,“城市考古”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词汇。一方面,现代城市不仅只是依靠资本、技术、空间以及人力资源所聚拢的社会景观(landscape),更意味着一种不断更替与断裂的自我更新,以寻找和入侵崭新的时空领地;另一方面,“考古”一词原指向的是对于时隔久远的古代事物、文物、文献加以考究的行为。“基于文献的地方史,可以通过史书、志书作纸上‘考古’,回到城市现场去找寻历史的气息,便并不是容易的工作。”而当“城市”——一个现代的发明——被“考古”的眼光所审视,那就意味着当下所谓的“新的”、“现代的”城市空间必然要被拉回到固定的历史语境中,被质询其源头与起点。

  首先,《虹口源》所提及的大部分旧建筑群早已遭至了破坏甚至失去了作为城市源点的精神价值——无论是时间的磨损、战火的摧毁亦或者是城建的改造重建——但仍有部分落成于20世纪初期的建筑遗珠存世:“尤以塘沽路东、长治路口同仁医院旧址,及其西闵行路口日侨旅店丰阳馆、万岁馆与周边民宅群组成的‘新康里’建筑群”为主。吊诡的是,这些现存的建筑一方面“根植于过去”,以其“过去性(pastness)”提醒着我们文惠廉所拓的“虹口源”早已消散在繁华的沪北都市圈之中。尤其是在1879年后,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 J. Sekoresehewsky)在沪西的梵皇渡合并培雅、度恩两大书院以兴建圣约翰学院,其在虹口的辐射范围发生了转移。而后伴随着救主堂毁于战火,“文监师路”与“百老汇路”也早已不是当初的格局。与此同时,这些遗世的虹口源之建筑也属于“此时此地”,以其“当下性(presentness)”和“真实性(authenticity)”,“成为诗意哀悼或历史复原的催化剂。”

  其次,我们不如借来巫鸿对“墟”的阐释,来理解该书所提倡的“虹口源”之地理意义。“作为一个‘空’场,这种墟不是通过可见可触的建筑残骸来引发观者心灵或情感的激荡:在这里,凝结着历史记忆的不是荒废的建筑,而是一个特殊的可以感知的‘现场’(site)。因此,‘墟’不是由外部特征得到识别的,而是被赋予了一种主观的实在(subjective reality):激发情思的是观者对这个空间的记忆和领悟。”换而言之,之所以编者要重新命名“虹口”为上海近代文明的“源点”,恰恰是因为,曾经伫立此地的建筑群和历史现场是具有主观感知价值,并值得激发上海生活者对此处此地的“记忆和领悟”。

  例如,一度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等词汇相联系的“十里洋场”一词(亦是上世纪30年代电影《一夜风流》的插曲,由李香兰原唱)常常被用以代称旧上海的租界或者是指称整个旧上海,含有贬义。久而久之,“十里”成为了虚数,“洋场”也成为了泛称,亦无人具体考据该词的真正所指。据王启元的研究,该词实则关心到了早期上海市中心的空间“现场”,也并不是一个含混不清关于上海租界或半殖民情境的指认:在一张《1884年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中,英租界沿着黄浦江滩修筑马路,其向南延伸至法租界外滩的东门外护城河寺滨,而美租界也沿江修路,建筑了自威尔斯桥至汇山码头的大马路百老汇路段。这两条租界沿江路段总长正好为十里,这不得不令我们重新审视“十里洋场”以及早期上海开埠的城市空间建设的重心。

  此外,关于对近代上海社会身份的认同与情感经验的产生也与这一片“废墟现场”密切相关。19世纪中叶的上海,华洋混居,海内外移民随着资本和权力的漂移来至上海。比如,19世纪80年,粤籍商人、慈善家唐廷桂为代表的华人精英三次向英国工部局抗议华人不得入公家花园的不公平待遇,最终以成立“华人公园”而收场,体现了上海移民主动参与上海城市管理的政治宣言。而与此同时,对于上海的认同同样也有来自海外异国的侨民身影。不论是二战期间避难沪上的犹太难民还是热衷混血儿童教育、创办“尤来旬学校(Eurasia School)”的汉璧礼(SirThomas Hanbury),亦或者是从虹口圣心堂走出的,致力于建立难民所的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神父和创办同仁医院以开上海现代西医教育的文恒理(Henry Boone),他们以虹口“为家”“为业”的经历都在不断地拓展早期上海(人)身份的内涵与外延,为此地此景注入“有情”的身份想象和文化情感。

  “一座建筑的身骸终会毁去,但它的魂魄却可以被摄取下来,用作精神传统上的祭奠。”

  “虹口三书”并不执著于如何“怀旧”或者滞留在城市的“废墟”现场,它们更指向了如何“创造”,甚至是成为建构城市“废墟”的参与者、见证者与记忆者,以文字或影像的“有形”痕迹,回到城市现场,为“遗迹”、“遗物”建立了一种相互凝视的有机联系。“当一个后来人寻找往昔痕迹的时候,他也在旅途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虽然“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通过影像和文字剥落、勘测、寻找城市进程的地质纹路,“三书”的作者们塑造了一个“精神的虹口”,修复了一个上海的近代源头。

  如果说《虹口源》是“三书”系列的“心眼”,那《虹口港》一书便是该系列的“躯干”,它以虹口的江河为切入口,审视近代上海空间的延伸姿态。虹口港原是来自吴淞旧江的泄洪口,曾名为“沙洪”,在明代开浚黄浦江后,成为沟通吴淞江和黄浦江的支流。清朝时期,沙洪西北流至分水庙而分三,称南洪、中洪与北洪。后又因在民国时期淤积严重,虹口港只能与沈家湾下端的沙泾港沟通,并与芦泾浦相交汇于沈家湾、今嘉兴桥路附近,成了Y状虹口港水系分布。

  水或自然是如何作用于人类历史与城市发展的?早在1944年,经济史专家全汉昇出版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更是强调了大运河的兴衰与唐宋帝国的国脉之间的微妙联系。美国环境史学家唐沃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曾经在其专书《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West)挑明了自然的征服尤其是水资源的控制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征服即权力的集中。那么对于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而言,其“以水兴港,以港兴市”的历史又如何以“水”为媒介,进而与资本和权力来进行博弈和协商的呢?

  众所周知的是,清末民初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大多是从“海上”来,并往往以上海为口岸,例如,鸦片、宗教、洋行以及西方的思想与文化等,基本上也是从上海港出发。“在这其中,‘水’起到了一个纽带的作用,连接全国与上海、东方与西方的桥梁。”此外,19世纪后期,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新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1905年,黄浦河道局的成立,开启了对黄浦江河道进行系统规划,增加了上海港口的深水泊位和岸线,此后上海港逐渐形成了五条至关重要的航线即从上海至牛庄、天津、芝罘的北洋航线、通往浙江、福建、台湾与广东的南洋航线、以运输大米杂粮、棉布以及茶叶瓷器为主的长江航线、联系江浙皖鲁冀的内河航线以及连接日本、朝鲜和其他东南亚地区的国外航线。

  但若是重返1853年的美租界,水与沪北空间的拓展更是密切。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曾得出一个有趣的断言:“19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与同时期的美国西部开发极其相似,是一项在遥远的边陲充满冒险的开创性工作。”19世纪中期的虹口地区是江南水乡的初时模样——“地势低洼、排水不畅”。除了文惠廉修建的基督教堂以及零星散布在黄浦江边的马头和餐饮店,此时的美租界仍是一片“荒芜”,大部分美国商人依旧是居住在英租界内。直至1864年,美国驻沪领事熙華德(G. F Seward)与上海道台黄芳多次商议,最终明确了美租界的四至问题即“西起护界河(即泥城滨,约今西藏路),沿苏州河向东,越过苏州河入黄浦江的河口后继续向东一直到杨树浦入黄浦江口,由此径直向北三里,再折向西划一直线到护界河对岸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与英租界内规整棋盘式的道路修筑不同,美租界从一开始便是沿水而治,以江河为界,这一方面决定了美租界内的道路修建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以连接码头与货栈,进而服务于外贸港口经济的诉求。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理应对作为上海近代开端的沪北空间的“以水兴市”的脉络有一个更为历史化的认识。早在2016年9月,在一块上海青浦区白鹤镇的葡萄地里即位于吴淞江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上海博物馆考古队发掘了唐宋文献中记载的隆平寺遗址。这座由民间捐建的佛寺不仅见证了唐宋时期上海佛教世俗化的历史,而其紧邻吴淞江入海口的位置,也使之成为了一座海航的灯塔,“肩负着指引海上丝绸之路过往商船进入青龙镇港口的导航功能。”如果说身处“控江连海”位置的青龙镇一度成为了唐宋时期的军事经济重镇,商贾云集,坐拥上海地区最早的海外贸易港口,那么,因水建租界,以河筑布局的北外滩,一脉相承地呈现了上海“以水兴市、以港兴市”的发展谱系。无论是昔日的吴淞江还是如今的虹口港,“水”成为构建上海城市发展的“基因”与“躯干”,也在冥冥之中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端点与近代的开埠租界的崛起,相互连结吻合,构成了国际上海发轫的内力与外缘。

  作为“三书”的末章,《乍浦路》带着一双向下的眼睛,走入了“如毛细血管状分布”的虹口街道,从琐碎细微的材料中打捞起一段段上海的碎片于全球的联动中的往昔记忆。清光绪年间,英国电力工程师毕晓普(J. D. Bishop)于一间乍浦路的仓库中,以10马力(7.46千瓦)蒸汽发电,成功试验了碳极弧光灯,即宣告了中国第一盏电灯的问世。电灯/光与现代性的魅影相缠绕,在乍浦路划下了一个起点,进而成为“看见”摩登都市在全球化的、世界史语境中的一个微妙隐喻。

  南起北苏州路,相连乍浦路桥,北至原来公共租界的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乍浦路原是1864-1904年间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分段辟筑,最初以浙江乍浦命名。1848年,虹口地区划分给美国侨民居住,后沿着狭长江岸线年合并到了公共租界。乍浦路与吴淞路、北四川路一路向北,发展商业,构成了美租界的生活路线,横向交织着“北苏州路、天潼路、武昌路、塘沽路、昆山路、海宁路、武进路,”直逼江湾镇。另一条生产路线则是布满着马头、仓库、工厂和货栈,与黄浦江平行。乍浦路算不上大路,却有着不可小觑的东亚历史、跨国轨迹与世界性的风物故事,以小见大,以微观补足宏观,也成为了乍浦路对于虹口,虹口对于上海,上海对于世界的结构性位置。

  例如,邵佳德的《晚清首份汉文佛教报纸》一文基于蒙尘在日本石川县立图书馆的《佛门月报》的第一期。作为日本近代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据点,《佛门月报》是由上海虹口本愿寺主办发行,该寺是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在上海的别院。一方面,当日本将中国/上海纳入其布教的范围,中日佛教的交流和对话为以杨文会、太虚等人的近代中国佛教的世界化和自身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而另一方面,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亚洲佛教全球化的浪潮中,东本愿寺所刊发的、极具国际视野的《佛教月报》,又将虹口推到了近代宗教东西互动的舞台之上。再如,与虹口渊源颇深的顾维钧和董显光,前者从虹口租界走向了哥伦比亚大学后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者从虹口的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走向了巴克学院(Park College),回沪担任《大陆报》(China Press)的总经理。一个是以外交辞令与西方帝国周旋,一个是以新闻报纸稳住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局面,他们曾栖居虹口的身影也重叠上了国难变奏。

  邵学成的《武士训象:从丝路探险到上海建筑》一文颇具“野心”,以乍浦路的西本愿寺的建筑风格即混合明治初期“和洋折衷”和印度元素,复古装饰和现实功用相结合的样式为切入口,来窥视这座以印度旃陀石窟(Ajanta)为蓝本的建筑,如何在上海诞生。这座本愿寺与日本净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门主大谷光瑞(Ōtani Kōzui)的宗教志趣、推进教团现代化和丝路探险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年的大谷光瑞因受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人在丝路探险和佛教考古尚的成果之启发,自1902年起深入英属印度境内的佛教遗址进行考察,后又踏足中国西北、中亚等地,发掘和购买了众多丝路文物,流传展览于中日韩各国。大谷光瑞的“古代亚洲佛教”探险与日本国内的艺术建筑界的“印度美术热”不分先后,使得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在文化和宗教上,转向了喜马拉雅的西侧国度。与此同时,大谷光瑞早期与中国政治的参与也使得他在甲午战争之后,对日侨涌入的上海分外关注。“1907年带领本愿寺奔赴汉口传教、辛亥革命成功后,大谷将重心移回上海。后期在台湾和东亚传播其商业和农业‘兴亚’思想,其‘兴亚计划’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跳板都是在上海。”从路上丝绸遗址到东瀛政教合一的计划,上海虹口遂成为了大谷光瑞个人理想和佛教意志的落脚点,亦是日本净土宗海外进军的重要分部。

  如果说《武士训象》关注了日本僧人以上海为据点的“兴亚”版图,那么,姚民权的《上海景灵堂(景林堂)事迹》则关注了鸦片战争后,欧美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办学历史。1860年7月,美国监理会迎来了去往上海的第七名传教士林乐知(YoungJohn Allen)。因发现苏州河北部的茭白田地价格低昂,林乐知便在吴淞路、塘沽路以南地区购买了一大片土地,成立了中西书院(1882年建立于昆山路)以及上海中西女塾。中西书院的成立正好镶嵌于晚清洋务运动的浪潮之中,其课程设置以“邮政、电报、商贸、会计及法律”为主,为当时社会培养了亟需的人才。在中西书院早已移并了苏州东吴大学后,1915年9月,又在昆山路的旧址上开办了法学院——该学院后被视为20世纪初叶世界上最优秀“比较法”的学院之一即学生可以兼修英美和大陆两种法律体系。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法律方面的专才,其中便有高文彬。1945年,与梅汝璈和向哲浚一起参与世界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东京审判”的高老,凭借着其扎实的英语基础和国际法知识,两年多终日投身于法庭审讯和证件的翻译工作中。我们也不妨说,当西方的船艇炮舰侵入中国的领土,其以文明为旗帜的传教遗产和办学基础又成为了再次审判殖民帝国之恶的有力匕首,而这一切,上海虹口亦是重要的见证者。

  《繁花》曾有一场景,说是阿宝、沪生、小毛等人赶到了杨浦区高朗桥的马头家,打听蓓蒂、外婆和钢琴的下落。作者借了马头的口,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听蓓蒂讲过,上海,越来越没意思了……此地高郎庵,沪东天主堂,本就破破烂烂,取消了,敲光了,也就算了,市中心好房,又是撬又是敲,完全变了样……唉,上海,真是无啥意思了。”读到此处,一时怅怅然放下了书。我们望向城市的街道高楼,城市的历史之眼也在凝视着我们。任由时间的齿轮背负战火与改建的砂土,我们抓着文字和影像,向过去的虹口,讨了一个长长的回顾,作了几本微小的书稿,也不免人我两忘,相对忘言。

  若说这套书还有什么可以回响的,那便不如回到所谓的大正三年。日本现代小说家,疾病缠身、忧郁仰药的芥川龙之介曾这般写过,“倘有人问我东京的气味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大川之水的气味。那不独是水的气味,还有大川的水色,大川的水声,也无疑是我所钟爱的东京的色彩,东京的声音。因为有大川之水,我才爱东京;因为有东京,我才爱生活。”七年之后,这样的芥川龙之介登上了驶向中国的渡轮,来到了上海,入住了“虹口西华德路七号门牌”的万岁馆,开启了他的中国游记写作。我们也不妨做一个不合时宜的挪用,虹口的气味又何尝不是上海的一抹底色,那些被抛掷在当下记忆之外的废墟残片,早已生长成日常的骨肉肌理,因为虹口,我们才爱了上海,而因为有上海,我们也才爱了生活。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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